栖凤山下 每一寸土地都长满希望——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区30周年回眸
国家级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貌 （刘昌松 摄）
栖凤山下利普芯微电子智能车间里，8英寸硅片被切割成了指甲小块。高倍显微镜下，键合丝在芯片与框架之间欢快地舞蹈，搭建起了能够容纳万千信息的梦幻楼阁。
联结一根20微米的铜丝需要7-10毫秒，相衔1000根也不足10秒。以秒计时，以分钟记程，这一情景，恰如30年来遂宁经开区波澜壮阔的“芯路历程”。从一缕春光、一朵花，到花团锦簇、春色满园，产业与城市同步成长，见证着遂宁经开区奋斗的青春、创造的精神。 栖凤山下每一寸热土，都生长着蓬勃的希望，燃烧着喷涌的青春与激情。
萧规曹随，卧薪尝胆
以青春之脚力蹚出一条血路
5月20日早上7点，遂宁经开区栖凤山在朝霞的映衬下更加葱绿，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天然氧吧西山森林公园（宋敏 摄）
龙楼社区老书记高孝财来到山顶，刚捋开一蓬艳丽的野菊花，草丛中就“噗”的一声飞出一只抱蛋的野鸡。
每年这个时候登山，都能看到一窝，今年窝里还多了三个蛋。高孝财意味深长地说：“建区30年来，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我们的生态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越来越好。”
遂宁经开区的创业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1992年-2002年，遂宁经开区第一次创业。这10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要素聚集，“七通一平”快速形成了产业基础，产业初具规模。
在这一阶段，高孝财亲眼看到蒋文清率领的“八勇士”奔赴经开区开疆拓土，白天穿水靴战泥泞，晚上穿雨衣挑灯夜战；亲眼看到遂宁火车站等重要交通设施落户经开区，看到童齐全等企业家用一根木棍在铁锅里搅动，制造齐全“一支灵”，产品后来享誉全国。
2003年-2013年，遂宁经开区第二次创业。这10年，经开区着力推动三大转变：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全面开花到形成主导产业转变；内向型经济向开拓国际市场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高孝财见证了水泥厂等污染企业的夭折，高金公司从冻品到鲜品转型的阵痛，电子企业技术含量低、利润低、税收低在公众质疑声中的困惑。
2012年7月，栖凤山再次见证了遂宁经开区的高光时刻：经国务院同意，四川遂宁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标志着经过20年的接续奋斗，遂宁经开区已华丽蜕变，成功跻身“国”字号。
2013年，遂宁经开区与原创新工业园区整合，版图扩大后的遂宁经开区进入新时代全面创新的阶段。2013年至今，创新创业、产业、市场、社会、城市是发展的高频词。
从“用工潮”到“用工荒”，从望不尽的田野到土地资源紧张，从有产品就能卖到产品的买方市场，已经退下来的高孝财仿佛坐上了过山车，既看到鲜明的时代印痕，又聆听到时代飞速奔跑的足音和“突突”跳动的强劲脉搏。
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蓝图擘画并实施，遂宁筑“三城”兴“三都”号角吹响。遂宁经开区时不我待，分秒必争，在刚刚形成支柱产业、形成产业链、形成城市主体框架，还需进一步“补钙强身”的关键时点，又面临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智能化工厂，这些词语如淬过火的钢铁，分量厚重。遂宁经开区人清醒地意识到：遂宁经开区与世界优秀企业还有巨大差距，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观念的严重滞后。多重重压，无数暗河险滩，唯有比学赶超，奋起直追，才有产业的兴旺发达，才能向30余万经开区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每一篙，都必须激流勇进，否则一退千寻；每一步，都必须踏石留印，否则前功尽弃；每一击，都必须抓铁有痕，否则半途而废。
三十年筚路蓝缕，奋斗闯出华丽蝶变。2018年，园区主营业务收入首破千亿，正式迈入千亿园区“俱乐部”。截至2021年底，遂宁经开区GDP从建区之初的0.75亿元到2021年的208.18亿元，增长277.57倍。园区GDP首破“200亿元”大关，工业投资总量、技改投资总量、进出口总额等指标位列全市第一，成功实现了“三年一大变、五年一跨越”“增长极”的巨大转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基础电子元器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园区、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园区、国家“大中小企业融通型”双创特色载体园区、中国肉类罐头之都、“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全国轻工业先进产业集群”等九张国家级名片闪耀成渝，电子电路产业园成为四川省首批“5+1”重点特色园区。
如今，站在栖凤山上，高孝财看着火热的利普芯三期建设工地、即将装修好的明泰微电子总部、生产芯片的广义微电子漂亮的高楼，以及塔吊林立的蜂巢能源建设现场，心潮澎湃 ：“经开区从一支兽药、一个罐头、一块冻肉，到一张芯片、一个框架、一根连接线、一束光电，从打谷机到装载机，从一条泥路到一座产业新城，筚路蓝缕，殚精竭虑，一路走来，靠的就是拼搏、奋斗和坚持。”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唯有奋斗，才能实现青春的价值。青春就像一次次接力赛，不断接过上一代人手中的接力棒，不停地奔跑，不断地传承，才能发扬光大。
努力，努力再努力
以青春之热血，报产业壮大之志
时间闪回到200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主要做冻品生意的高金公司如坠冰窖。
人心惶惶，公司该何去何从？董事长金翔宇当机立断，资产重组、剥离房地产，转型做鲜品内销。
在壮士断腕般的疼痛中，高金熬过了6年漫长严冬，终于迎来业绩的持续增长。
2015年，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入股。2019年，券商再次找到高金，商议再上市。2021年，启动数字化运营中心。
前置包、卫星工厂、30多家分支公司，高金实现了华丽转身，重塑了自己坚强的灵魂。热血奔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高金不仅感动了同行，而且深深地感动了客户，也感动了自己。
2012年，喜之郎投资12亿元，入驻遂宁经开区，成为继阳江、南京、河北生产基地之后第四大生产基地。
此时的沿海乡镇企业，被欧美外来企业冲击得灰飞烟灭。遂宁经开区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智慧，把从简陋作坊起家的高金公司，以一根木棍做仪器的齐全药业，推向了西南，推向了全国，乡镇企业获得了涅槃重生。
喜之郎等食品工业的加盟，进一步奠定了遂宁经开区食品工业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地位。
而此时，另一个产业异军突起——电子元器件外贸出口产业。
2007年10月18日，微电园三栋标准厂房破土动工。立泰电子掌门人陈子明、金湾电子负责人曾尚成等率先进入厂房生产电子元器件。
“生猪经济”关了，“电子经济”开了。一开一合，遂宁经开区的经济哲学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又巧妙地找到了新的支点。
“电子产业”这颗种子，在发出了第一声打桩机的巨响之后，肆意发芽、生长。威纳尔电子、明泰微电子、蓝彩电子、利普芯电子、英创力电子、海英电子、志超科技，广义微电子等电子企业如雨后春笋，拔节成长。曾经的郊外山窝窝，产城天际线陡然增高，曾经的明月水塘，创造着源源不断的电子财富。
遂宁经开区英创力电子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开足马力赶制电路板。（刘昌松摄）
康佳电子（刘昌松 摄）
电子产业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再到一片森林，在磨砺中成长。在招商过程中，有吃闭门羹，有怀疑推诿，有奚落无助。每一次招商，都不是一帆风顺，每一个企业的落地生产，都充满艰难曲折，每一个产品的成功面市，都经历了千百遍的失败。
之前，威纳尔的键合丝不仅粗，而且贵，性价比低，市场接纳程度低；英创力当年科技含量较低，只能小规模地生产别人的“边角料”，明泰微电子的产品大企业不待见，尝尽销售的苦楚……
社会上也抱怨“电子企业一包糟，企业很多税收却不高”。
不以一时一地的兑现，只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不以企业大小论英雄，只要能延链补链强链；不以科研的成败论得失，只要涓滴成河，永攀高峰。
而今，威纳尔生产的键合丝可与日本、欧美等顶级键合丝媲美，打破了国外卡脖子技术；英创力线路板走向国际市场，在第二十一届中国电子电路行业榜单上，英创力连续6年进入线路板百强；明泰微电子与各路电子行业巨头深度合作，并向车规级电子元器件发起冲锋，并与利普芯微电子一起，跃升至全国封测企业前30强；明泰微电子、英创力电子、金湾电子被列为国家“专精特新”企业；广义微电子与德国英飞凌深度融合，走向了国际市场；志超科技遂宁基地年产NB板120万平方米，LCD板产量占整个公司所有基地的首位；而良泽科技生产的DDR、M.2连接器，占全球一半以上，85%是遂宁工厂生产。
利普芯微电子企业生产车间一角（ 刘昌松 摄）
电子行业的税收从以前的“一包糟”到而今的“一堆宝”，从区区几百万元上升到数亿元，稳居全市外贸九成以上，占据遂宁经开区的半壁河山。全区目前规上企业近179家，占全市比重28.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0.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工业投资增速18.3%，工业税收增速39.13%，经济总量位于全市第二。这些数据，充分彰显了企业发展的信心。
遂宁经开区认识到，唯有努力，努力到无能为力，唯有拼搏，拼搏到感动自己，唯有沉下心来谋发展，恒心恒业，才有美好的未来。
接受挑战，强大自己
以青春之赞歌，铸转型升级之魂
2017年前，泰吉路的北侧，是联恺照明，南侧，则是雪莱特光电，雪莱特光电当年的厂房更宏大更漂亮。
而今，雪莱特光电消失了，而联恺照明则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产品遍布全世界。
同样是做灯管的企业，一个转型升级快，研发早，渠道多，抢得了先机。一个则躺在舒适的温床上，最后遭受市场的惨烈淘汰。
在遂宁经开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有拒绝大学入驻导致人才荒的死脑筋，有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的“灰色10年”，有企业用脚投票的外迁遗憾，有转型升级的痛楚……
痛，就痛彻心扉，然后知耻而后勇；变，就彻底变革观念，安心做服务者，做“店小二”；转，就转出国际国内视野，勇敢地接受挑战，深度拥抱数字化，不断地强大自己，铸转型升级之魂。
欧美产业园（宋敏 摄）
志超科技扎根遂宁已经10年，二期项目部分投产，各种设备正从上海港源源不断地运来。
“新厂4万平方米，老厂4.6万平方米，一年的产值可以达20个亿，并以每年15.8%的速度成长。”志超科技负责人说。
除遂宁基地之外，志超在无锡、中山还有工厂。志超坚定地在遂宁建设二期，公司负责人Peter坦言，志超扎根遂宁，一方面归结于遂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好转，另一方面，是区域性完整产业链条的强烈吸引。
“你到新厂房看，和一期相比，多了几百个机器人手臂，智能化工厂可以节约用工30%以上。”把“做产业就是一种生活”视为信条的Peter对未来充满信心，“志超二期工厂，首先使用的就是‘机器人’‘机械臂’‘数字化’”。
除志超外，更多的企业在智能化工厂、数字企业方面持续发力：英创力电子新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制造自动化与管理信息化融合升级项目，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客户下单到出货，可以用小时计；利普芯花800万购买的数字平台，一台主机管60台机器，节约了大量人力，还提升了产品品质；广义微电子利用数字化平台，产品质量更加稳定；联恺照明通过数字化平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一目了然；喜之郎果冻的智能送货平台，能将无数的果冻准确导入客户平台中;高金公司建立智能化中心后，猪只生产、鲜品销售、财务状况等能及时掌握，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企业加速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效益，降低成本，构筑长期的竞争优势。目前，利普芯微电子、明泰微电子、英创力电子等企业正筹划上市，转型升级、掘金资本市场的步履更加稳健。
“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最难的是管理者的行为、观念和创新决策的非理性。”英创力副总经理艾克华深有感触。
数字化转型是遂宁经开区面临的新一轮挑战，人才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
“数字化转型需要信息技术与运营技术相融合，需要精通信息技术的人才、熟悉企业生产流程的人才，或者两者兼备的人才的紧密合作，而人才短缺是我最大的忧虑。”利普芯董事长张宏根说。
人才哪里来？如何识别、培养人才？
为让天下英才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遂宁经开区打造建设了川渝毗邻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该产业园于2021年12月正式开园，引进了多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搭建起用工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服务平台。
遂宁经开区的“栖凤人才计划”为经开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活力：2021年全年组织辖区14家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功培养“专精特新”行业小巨人企业15家；加强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开展各类创业培训、服务；开展灵活引智活动，组织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金荷花领军人才”； 持续深化“遂州英才七大计划”，承办遂宁锂电产业促进大会 ，共谋锂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
在遂宁经开区决策者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经开区产业发展给出了全新“考题”，提出了新的挑战，遂宁经开区必须解放思想、二次创业，扛牢遂宁产业发展大旗，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指出，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引领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强调“促进一轴两翼协同联动，支持成渝主轴节点城市融合发展，推动成渝地区中部崛起”。
快速崛起的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宋敏 摄）
当前，遂宁市充分利用区位交通优势、成渝主轴毗邻重庆优势，实施经济社会全面融入、产业园区全面升级等系列“对标竞进”行动，着力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企业扶持做强等方面下功夫，在借势成渝、共建共享、协作配套等方面求突破。而作为成渝发展主轴中心节点产业新城的国家级遂宁经开区，如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C位出彩？
遂宁经开区主要负责人表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在川叠加，成渝要共建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和综合性科学中心，园区企业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黄金发展时期。
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发布，对于正在加速形成“既受成渝辐射，又辐射成渝”的新格局的遂宁经开区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后疫情时代，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导向下，外贸企业由国际市场转移到国内市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引领下，共建产业园区，加强企业合作，打通贸易壁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遂宁经开区不断增强开放合作实效的不二选择。
畅通“双循环”、唱响“双城记”，在川渝两省市联合部署毗邻地区合作共建“9+1”个区域发展功能平台的进程中，推动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建设，对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以支撑引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大有裨益。
如今，遂潼这片热土正朝着“联动成渝的重要门户枢纽，引领带动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夯实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撑”的方向不断迈进，并迸发出新一轮的“磁力”“动力”和“热力”。
诸多战略机遇、政策红利激励遂宁经开区奋楫争先，力开新局。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遂宁经开区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超前做好园区谋划、项目策划，既在基础设施上全面补短，又在产业发展上全面升级，打造高水平的现代产业园区。”遂宁经开区主要负责人表示，为此，园区要进一步构建产业配套“内循环”，完善内部垂直分工和产业协同，带领园区企业细分市场，能当主角的当主角，不能当主角也要当好黄金配角，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抢先布局第三代半导体，加速形成“既受成渝辐射，又辐射成渝”的新格局。推动园区产业从制造向智造，中端向终端，跟跑向领跑，增量向增链转变。
遂宁经开区，三十而立再出发——让筑“三城”兴“三都”的战略鼓点更有节奏，更有韵味，更催人奋进；要以星光增辉星光，以星链链接星链，以满天繁星升腾“成渝之星”。
遂宁经开区大事记 >>
●1992年，成立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3年，获批省级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2年，获批国家级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获“中国光电产业基地称号”
●2015年，荣获“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园区”称号
●2016年，荣获“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称号
●2017年，荣获“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园区”称号
●2019年，荣获“国家大中小企业融通型双创特色载体园区”称号
●2020年，获得“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基础电子元器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中国肉类罐头之都”称号。
●2021年，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称号，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轻工业先进产业集群”
●2022年，遂宁经开区电子电路产业园获批“首批四川省‘5+1’重点特色园区”
（四川经济网 李鸿君 张琳琪）
经费与人事：竺可桢初掌浙大时的运筹帷幄
执掌浙江大学之初，竺可桢如何在有限的约束框架之内腾挪，为浙江大学招揽人才，又如何借助与翁文灏、朱家骅，尤其是陈布雷等人的私人交谊，竭力争取经费，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它凸显出民国学术界纷纭的人事关系，也体现了竺可桢的治校风格与个人特质。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竺可桢不得不在党、政、学之间穿梭，帮助学校获取最大利益，而这又往往混杂着个人友谊与公事。至于在管理风格方面，竺可桢的操作既具原则性，也不失灵活，有时甚至可以说颇具计谋。他在择人方面相当有主见，却也常将私人友谊掺杂进引才工作之中。为此竺可桢曾两次被校内匿名信举发“用人唯亲”，最终在人事调整方面亦受此掣肘。
起手布局
对竺可桢来说，要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稳定浙大的局面，其要点无非在于钱与人。
3月22日，他接到浙大教务长郑晓沧的快函，阅后表示，“浙大经济状况不及余预料之坏。中央每月拨五万二千元，省府月解一万元，合为每月六万四千，年七十六万余元。代办地方教育事业尚不在内。大学部职员六千八百元，教员三万三千元。两共四万元之谱，约占总经费之百分之六十三。每年购仪器年约三万元，书籍两万余元。虽不能谓多，亦不能算少矣”。（《竺可桢全集》6，44）
接着，3月25日，竺可桢便到教育部与王世杰（字雪艇）部长商谈浙大经费一事。“余以省府经费不可靠，而中央之每月五万二千元，其中职教员薪已占去百分之七十七，即四万元，故主张国库增至六万元。雪艇意以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浙省经费亦不应放弃，国库增至六万元故作另一事办理。”从这段表述来看，王世杰对增加浙大经费一事尚有所保留。
3月28日，他接到王学素（陈布雷的学生，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电话，得知教育预算尚未定，还可与教育部交涉。于是，3月30日上午，竺可桢与王世杰再次商谈。这次他强硬地表示：“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六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且与蔡先生谈时亦以此意告之。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
4月19日晚，他再与陈布雷会晤：“建筑经费方面，余谓浙大需八十万〔元〕方可有一规模，拟与蒋先生谈，渠以为此事实有困难云。”
4月27日，他又赴教育部见王世杰：“与谈浙大建筑问题之严重。各国立大学中浙大房子最坏。而临时费即建筑费亦最少。物理、教育、图书馆三屋均将倾倒，如一旦崩塌，压死数十人，其责任谁负之？其次关于宣誓就职问题，雪艇云渠如能来杭，当亲来也云云。”（《竺可桢全集》6，63）
第二天早上，他至地质调查所见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主要谈如何设法增加浙大之建筑的问题，据翁言，“预算尚未到国府，如欲增加预算，此时尚可来得及云云”。
当时，浙大除了大学路这边的主校区，还有新购入的华家池校区。摆在面前的无非是两个选择，要不扩充现有的主校区，要不就按前校长的方案，在华家池校区再建新舍，以容纳全校师生。竺可桢似乎更倾向于全校搬至华家池校区，但也在考虑另一个备选方案。
4月30日，竺可桢又托人至杭州市府，探听浙大校区附近的民地能否收买或圈收，“得悉此一带民地如圈收必大费周折，既非一人之产，且迁移必耽延时日也。因之决拟在华家池建筑，预拟于两年内或能立八十万元之建筑费”。
5月8日，他致函时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字儆寰），“嘱为浙大设法成立下年度追加预算，临时项下自八万元增至卅六万元，并以大义相责。浙大之建筑在各国立大学中为最坏，而建筑费则反以浙大为少，乃极不公平之事也”。（《竺可桢全集》6，69）
竺的这一说法确有其根据，5月20日，他与时任川大校长任鸿隽交谈时得知，“川大于四年内可得建筑费二百六十万，第一年一百四十万，余则每年各四十万元”。
5月27日早上，他又到教育部晤王世杰。王表示，“关于教育经费本年度方始通过，故浙大如追加预算，必须俟至七八月间，因目前时间尚过于迫促。浙大之临时经费八万元已费尽大力”。实际上，在七八月间，教育部也没有为浙大增加经费。
10月15日，蒋介石到浙大视察。在会谈间，竺可桢提出需大幅扩充临时费，否则校舍无从建筑。蒋参观校舍后表示确需修缮，但本年度已不可能，可在下一年度安排。
到了1937年初，浙大编制年度经费，经常费近百万元，临时费则达60万元。此一方案要能在教育部和行政院通过，必须得到有力人士的支持，竺自然想到了陈布雷。
3月27日，竺可桢到西湖边的大华饭店与陈布雷晤谈。陈布雷表示已经收到竺寄给他的建设方案，本准备将方案交与翁文灏，却又觉得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更为合宜。陈布雷事先已经与王世杰谈了浙大所需的120万建筑费问题，后者嫌数量过大，因此此事只有与蒋面谈才能成功。
在陈布雷的安排下，3月30日，竺可桢在杭州面见蒋介石，专门讨论了浙大的建筑计划。竺提出共需120万元，分两年划拨，也即每年60万。蒋则表示太多，可分作五六年（关于蒋的这一表态，竺可桢在后面的日记中又记为三四年）。会谈之后，陈布雷立即将事先拟定的电稿以蒋的名义发与翁文灏及教、财两部，“谓浙大建筑确破旧，嘱拨建筑费”。从此来看，陈布雷对浙大之事确算相当用心。
第二天午后，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来见竺可桢，告知“下年度预算教部早送入国府，已开会四次，今日为最后一次之审查，故蒋电成马后炮”。下午三点，何廉又以电话通知竺可桢，浙大的年度经常经费增加两万，临时费则为15万。竺评论道：“虽与吾人之希望相距太远，但浙大过去八年均未增加，今经常、临时均略有补益，在部中已算卖力矣。”（《竺可桢全集》6，276）
话虽如此，竺对临时预算没有完全获批仍然耿耿于怀。4月5日，竺可桢又到教育部与部长王世杰面谈。王世杰为教育部辩护道，下年预算增加主要在义务教育方面，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增加，中大的临时费不变，而浙大的临时费稍增，言下之意对浙大已经不薄了。竺却以为，中大去年的临时费为72万，今年为36万，明年不变，也即仍旧是36万。“然以中大房屋远胜浙大，而浙大经力争，仅得十五万元，安得为平，”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4月16日，他至朱家骅处会谈，提到教育部拨给浙大的临时经费只愿增加十五万，远不及蒋所给出的承诺，不知有何办法。朱家骅认为只有直接与蒋面商才有转机。
当时蒋本人正在奉化，竺可桢计划和陈训慈一同于18日赴奉化面见蒋。但事有不巧，17日，竺可桢得知因蒋经国携妻返国，蒋与宋美龄将先后离奉返杭，准备尽早亲人团聚。竺的第二天奉化之行自告取消。
4月20日，竺可桢又找到陈布雷，得知蒋已经于当天早上从杭州飞回上海。竺向陈布雷告知在南京与各部门的接洽经过，询问是否还有办法再增加临时经费。陈布雷虽对教育部居然不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表示不满，但又觉得主要问题还在于那个电报打得太晚了。“教育部之奚落浙大乃向来政策，不自此次始也。至于再欲增加，则再无门径可寻，惟如蒋先生特别欲帮浙大，则可于临时预备费想法耳。”也就是说，除蒋介石亲自过问外，再无他法了。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刻意寻找能与蒋再面谈的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实现。
7月8日，竺可桢与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字尧卿）会晤，向他询问浙大的下年度预算，得知经常费为78.9万元（1936年度为76.9万），临时费15万元（1936年度为8万），与何廉在电话中所告知的并没有变化。这比之往年来确实有所提高，但相比其他学校而言，中央大学1936年度的经常费为172万元，中山大学则达190万元。
在国家划拨经费之外，竺可桢也努力寻找其他经费途径，其中用力最深的要数中英庚款了。“管理中英退还庚款董事会”（以下简称“中英庚款会”）成立于1931年4月，直属行政院，用于管理、支配英国所退的“庚款”。董事会设中方董事10人，英方董事5人，董事长由中国政府指定，如始至终便是朱家骅。
与中美设立的中华文化基金会不同，中英庚款会的主要工作是以贷款形式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而以其孳息部分资助文教科研事业。以1936年为例，中英庚款会的教育文化经费支出大约占当年度全国教育经费的6%，而在资助国内高等教育其研究机关方面的总支出为96.8万元。
尽管中英庚款会的拨款数量也不能算太大，竺可桢在申请教育部经费屡屡受挫之后，还是把中英庚款会当作了一根救命稻草。
1937年1月3日，竺可桢一边竭力为在西安事变中过世的姐夫及挚友邵元冲构思挽联，一边阅读浙大的中英庚款计划书，直至晚上十一点。
1月5日，他与中英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面谈，“据云过去三年浙大农、工、文理三学院均得补助，有类于补助国家教育经费，大失英庚款补助费之原来意旨云云。且谓最好文理学院不必请款，免致有普遍之嫌疑云云”。
得到杭立武的意见之后，竺可桢便要求各学院对请款书进行修改。1月25日，他再阅各学院向中英庚款会之请款书，“其中农学院五万五千元，工学院七万元，而理学院要科学馆数达四十八万元之巨，实万无得款之希望，即给半数亦尚有二十四万元也”。第二天下午，他继续作英文请款书，“并将中英文请款计划交林振东去印刷，定二三日内须寄京中。余之英文请款书至五点始写就，即交打字”。
3月17日，他到浙江省府会见已经就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关于英庚款请款事，渠谓浙大当可得一部分，但建筑与设备二者不能兼”。
4月25日晚，他约胡刚复、郑晓沧同至太和园，“邀请英庚款委员会委员Calder Mar-shall、King、骝先、仲揆、月如（刘瑞恒）、颜季余（德庆）、叶誉虎（恭绰）及Marriott夫妇、仲翔、迪生夫妇、杭立武等等。谈至九点半散”。
在如此这般的运作之后，1937年6月11日，竺可桢在南京中研院与朱家骅会面。朱告诉竺可桢，“英庚款已决定给与浙大三年十五万元，作为建筑科学馆之用，但气象研究所请四万元作为购置无线电发报之用则未通过，因上海物理等三所亦请款为继续从前工作，不能不给，因此南京各所均未得到。”
竺可桢的穿梭可说略见成效，为浙大又争得了一笔经费。尽管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建科学馆一事并没有办法得到落实。
竺可桢
规划人事
对新任校长来说，人事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下设几个学院的院长，以及跟随竺左右的主要行政助手。竺可桢在打算接受浙大校长一职之时，便立即着手布局。
当时的浙江大学只有三个学院，文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竺可桢在3月22日便到上海与当时任教于交通大学的老友胡刚复面谈，请他担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胡则不置可否。
到了4月4日，竺得知下星期二（7日）便将任命他为浙大校长，因此文理学院院长一事必须速定。由于胡刚复除面谈外去两函均不复，他又致电王琎，征求其为文理学院院长。
不过第二天，他便收到了胡刚复的回信，似乎有意赴浙大。4月10日，竺可桢又到上海，与胡刚复谈了两个小时，后者允接文理学院事。胡刚复在浙江大学任职13年，几于竺可桢相同，可说是这一时期浙大的中坚力量。曾在胡刚复任内就教于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回忆道，“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胡刚复性格中“刚愎”的一面，不仅令他在浙大时期常常与人发生冲突，在1949年之后也屡屡碰壁。1954年4月12日，当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胡刚复来到北京与竺可桢面谈，希望能调到首都工作。竺可桢却觉得，“科学院和北大均无法聘任他，因为他的脾气使人受不了。旁的机关也难相得，实在无可设法”。（《竺可桢全集》13，414）
之后竺可桢便开始考虑农学院的院长人选。3月26日，他先向时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的钱天鹤（字安涛）询问合适人选，钱便推荐了几位。竺可桢考虑之后，认为当时在棉业统制委员会工作的冯泽芳较为合适，便托钱天鹤去探问冯。
第二天，他和冯泽芳会面。冯表示在棉业统制委员会工作颇受重视，不便离开，改而推荐了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吴福桢。3月28日下午，竺可桢又赴中国科学社与秉志（字农山）相谈。秉志同样推荐吴福桢，并说吴的行政才干胜过冯泽芳。后来秉志又致函吴福桢，劝说他赴浙大。经过一番运作之后，4月1日，吴福桢已同意就任浙大农学院院长。
时任浙大工学院院长为朱一成，竺可桢先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朱一成的为人。
4月3日，他至平仓巷六号晤朱一成。“知渠并未有辞职意，但语气间工学院处于特殊地位，不能与文理相提并论，余于此点即不赞同。”4月5日，他又与朱一成面谈，朱表示愿意留任浙大。
事情在之后仍有反复，浙大农学院学生似乎对吴福桢并不满意，而吴对此也相当敏感。当他于4月22日得知农学院学生开会反对他（事后证明乃误传），竟留下一函后不别而行，竺感慨道，“此人之不负责任如此”。不过，竺还是请冯泽芳见吴，告知详情，并请他回杭就职。尽管如此，吴福桢在浙大的工作也只维持了几个月，下学期便告离开。之后，竺可桢改聘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卢守耕为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
朱一成的情况则更为糟糕。由于朱乃前任郭校长聘用之人，工学院的意见颇大，他本人很快也改变主意，离开浙大。4月21日，竺可桢便在上海与胡刚复商议，决定如朱辞职，便以校内教职员工暂代之。
之后，竺可桢又开始寻找合适的院长人选。5月8日，他致函时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邀他来杭担任浙大工学院院长。
5月20日，竺到孤山大礼堂参加五学术团体的联会年会，会毕之后邀任鸿隽、杨允中及杨之长女赴天香楼午餐。膳后几人又一起共游灵隐。期间，他与任鸿隽讨论了请杨允中主持浙大工学院一事。任不太赞成，而推荐了李熙谋（字振吾），这或许是因为担心杨到了浙大之后，中国科学社的工作将受到影响。竺则认为可请卢于道（时任中研院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继任总干事。
5月23日中午，竺可桢又与杨允中会晤，谈来浙大一事。下午，刚从景德镇视察完当地瓷器业的周仁来到竺可桢处，两人也谈及了杨允中人事案。
5月28日，竺可桢接到周仁的电话，表示杨允中不能赴浙大。竺只得请周仁代邀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胡博渊，但胡也不愿来浙。
于是，6月8日，竺可桢最终定由本校的李寿恒（字乔年）担任工学院院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 ，“此诸〔人〕一定，则大体诸职员可以称解决，现惟体育主任未定而已。”“组阁”工作终于基本完成。
至于同样重要的校长秘书一职，竺可桢则请他在东南大学时期的学生诸葛麒（字振公）担任。诸葛麒之后一直追随竺可桢，对校务工作帮助极大，可说是他的左膀右臂。4月21日，竺可桢与诸葛麒共同赴浙大就任，竺特别嘱其到校后注意二事：“一勤快，今日所能做之事，不要遗诸明日，所谓案无留牍。二则口须缄默，因校长秘书必与闻机密之事。不能不早行宣布也。”（《竺可桢全集》6，59）
1955年5月28日，他回到南京当年的地球物理所旧址，见到了诸葛麒的夫人，得知诸葛麒后来被迫离院去泰州教书，并已经在上月不治，不禁感叹道：“振公为余初至东大时地（学）系学生，如此结局亦可悲也。”
3月23日，他与生物学家，当时就职于正中书局（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成立的出版社）的薛德焴（字良叔）会面，邀其重回浙大担任总务长。当时薛的表态似相当愿意。竺与薛良叔原本便有交往，当月他还为薛所主持的《教与学》杂志撰写了《旅行是最好的教育》一文。
3月31日下午，竺可桢与薛德焴会面，正式请他担任浙大总务长。薛却表示无法离开正中书局，并推荐前扬州五师校长任诚（孟闲）。
4月8日晚上，他再次会晤薛德焴，仍邀其任浙大总务长，并表示也可只暂做几个月的工作。但薛似乎仍有顾虑。
4月12日胡焕庸来竺可桢处，并介绍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倪尚达（字志超）作总务长。“余适以薛良叔不肯辞正中书局事而叶楚伧又不任其告假，志超能去亦极佳，不但人极精明，且于工程科学方面极为娴熟。余颇然之。”中午，竺可桢又去见薛德焴，大约是想再作一谈，但薛正好不在。第二天，倪尚达来竺可桢处相谈，立即答应担任总务长一职。
不过，倪尚达同时还想带上王佐清担任事务长，竺却没有同意，而是聘用了自己的学生沈思屿（字鲁珍）。几个月后，倪尚达回到中央大学，沈思屿便接替了倪的总务长位置。
由于前任校长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训育方面不得学生人心，故竺也留心于聘请一位优秀的训育指导员。4月20日，竺可桢“晤王雪艇，与谈接收事，并谈及训育。渠以为宜设立一训育委员会，以院长组织之，为惩戒学生事，此外则设训育指导委员会，以军训教官及体育教员等等组织之，而以学生所信服之师长为主任，余颇善其说。”
4月28日，他与蒋振（字伯谦，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会面，竺形容其颇似有干才，“余此次觅训育指导，必须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材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也。蒋表示愿赴浙大。”
当天，胡焕庸还帮忙在中央大学查询档案，发现蒋振在中大期间的成绩“尚在中等之列”，可见竺可桢做事之谨慎小心。
从竺可桢接下浙大校长一职之后的运作来看，他的处事风格属于谋而后定，不打无准备之仗的类型，尚有绍兴师爷的机敏之性。从竺可桢到浙大办理交接算起，其人事布局在不到两月间便告落定，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在人事之外，竺可桢掌校之初便立即着手筹划学校的学科建设与教授引进。这当中也包括将一些老员工再请回浙大。原浙大物理系主任张绍忠（字荩谋）因与前校长郭任远不和，远赴南开大学担任教授。4月11日，竺可桢在南京致函张绍忠，内容应该便是请他重回浙大任教。20日，他又复函张绍忠，内容不详，但张在接函后便通知南开大学，计划回杭了。
南开方面极力挽留张绍忠，并由化学系邱宗岳、杨石先和尚在南开经济学院挂职的何廉三人共同署名，连发两封电报给竺可桢。竺可桢当天再复一函与张绍忠，言道，“晋材楚用，久假不归，想非兄之所愿”，并将张绍忠的聘书寄予邱宗岳，最终请回了荩谋。在张绍忠之外，转至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何增禄等人也在当年回到了浙大。
1936年9月，竺可桢在该学期第一次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列举了所聘请到的新教授，包括外文系梅光迪、林天兰、陈辛恒，史地系张其昀、朱庭祜、景昌极（字幼南），物理系王淦昌、束新北、何增禄，生物学系张肇骞，机械工程系周承祜、钱祥标、胡硕荪，土木工程系吴钟伟，化工系刘准业、程耀椿，以及农学院的卢守耕、徐天锡、孙逢吉、黄本立、冯言安、张振华等人。（《竺可桢全集》2，366-368）
对浙江大学来说，竺可桢在掌校之初，所谋划的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增设史地学系。
3月9日，他在阅读了郑晓沧寄来的《浙江大学概况》之后，便觉得“浙大尚有数点应改良：课程上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其次办事员太多，薪水当在每月万元左右；一年级学生即分别系科亦嫌太早也”。
第二天，他即邀张其昀（字晓峰）赴浙讲学，因为“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到了3月30日，他在致张其昀的函中又表示，他到杭州后度量形势，“如环境对于史地之发展有相当把握，当再敦请足下”。（《竺可桢全集》23，222）
竺可桢的浙大任命公布之后，4月12日，张其昀向他表示可往浙大，并推荐郭秉和（字洽周）担任文学系主任。
张其昀可说是竺可桢最得意的学生，不过他当时已经有赴欧留学的打算。1935年11月，竺可桢与丁文江会面谈及张其昀的留学事宜，丁即表示可设法筹款。第二天，竺可桢便致函张其昀，表示他“最好于下学期北大课完后即赴欧”。（《竺可桢全集》23，161）
竺可桢确认执掌浙大之后，便邀请张其昀先到杭州任教，留学之事暂缓。张之后十三年一直担任浙大史地系主任，并于1943年被聘为第二批部聘教授。张其昀在浙大任职期间，请到了一批知名学者在史地系授课，包括钱穆、张荫麟、谭其骧、向达、方豪、任美锷、涂长望、陈乐素等。
当年5月9日，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主持会议，通过了增设中国文学系和史地学系两案，以及各院一年级不分系的方案。
5月20日，他收到张其昀来信，内容是史地系的人事安排，及推荐当时也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景昌极来浙大。第二天，竺便回信，表示新成立的史地、国文二系，预算需从行政费中撙节下来，故当年较为紧张。史地系除张其昀与缪凤林（字赞虞）两人外，可再聘两助教。但张其昀想再带一位助理，则较为困难。景昌极目前无法聘用，因浙大已经有匿名信，控诉竺可桢只用有东南大学背景之人，令他有所顾忌。（《竺可桢全集》23，264）
5月27日，他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也谈了设史地、国文二系之事，“雪艇意史地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余则以为二者得并存。关于国文系拟改为暂时筹备，因国文系成立则诗、词章、中国文学史等科目均须成立也，余颇然其说。”很快，教育部便下发了文件，同意浙大增设史地系。第二年，史地系又划分为史学组和地学组。
为何要将历史与地理合成一个系，张其昀在回顾浙大史地系的工作时引用白吕纳（Jean Brunhes，也译白菱汉）的观点，谓“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而只有将时间的演变原则与空间的分布原则相合，才能“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
张其昀本人钟情于“史地合一”的理念，这也获得了竺可桢的支持。张晚年仍致力于完成34册的《中华五千年史》，可说是对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
不过张其昀的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多数师生的支持。1944-1947年在史地系求学，后又任教于杭州大学的倪士毅认为，史地合系，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主要是随着地理学方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更深的数理基础，不相适应”。而在1945年转至浙大任教的气象学家么枕生则回忆道，当时“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当分开”。
从学科的发展而言，史地分开当然有其道理，恐怕也是必然的方向。当代地理学进展多样，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史地分开对地理学的发展是有利的。
浙江大学的史地系在1949年之后遭到拆分，史学组停办，地学组改为地理系，并入理学院。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大部划入华东师范大学，地质与气象专业的老师则调往南京大学。所谓“史地合一”，自然也成往事。
不过在短短十三年中，浙大史地系招募了数量众多的一流学者，所培养的学生后来有5位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成果已经可谓丰硕。
而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亦另有进展。如谭其骧到复旦大学后，创办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到1982年又成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这应该也部分受到了他任教浙大史地系十余年的经历的启发。
短短数月之间，人事和经费陆续到位，学校的机构调整也已大致谋定，竺可桢执掌浙大的成功在他担任浙大校长之初便已决定了大半，后面的工作反而并不难做。孙子兵法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交往各界
竺可桢并不是擅于交际之人，但就任校长之后，也只得随时面对各方面的来访与请托，这又经常令他痛苦不堪。
1936年4月22日，初到浙大的第二天，竺可桢便与胡刚复等一道拜访浙江省府诸领导，不过省主席等皆不在。接着他又拜访了省委地方银行和杭州市长周企虞，并谓“余不至市府已将八载，尚在民十七年翼如（即邵元冲）任内”。
4月27日晚，他至南京中央饭店浙大工学院毕业同学会，“七点入席宴会，余于八点先辞。在席上略说数语，余素不善于词令，故极以此等宴会为苦……于大雨中来往觉更苦。十点回寓”。（《竺可桢全集》6，63）
5月3日晚，他在太和园（位于孤山南麓的颐沁花园，即今楼外楼饭店处）宴请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到委员朱骝先、曾养甫、刘瑞恒（月如）、曾溶甫、陈霭士、杭立武、沈士华及英国人Calder Marshall、W.S.King、H.V.Wilkinson、K.Cantlie,浙大有Marriott、晓沧、李乔年、俞素青及倪志超。九点半散”。盖当时中英庚款委员会对浙大已经有款项资助，而本年会议又在浙大召开，故竺也不得不尽地主之谊。
第二天中午，他受周企虞之邀到杭州市府镜湖厅午餐，“到英庚款委员会诸人，叶恭绰（誉虎）、颜德庆（季余）及陈宝珍女士均到。膳后三点偕Calder Marshall（当时为上海英国商会会长）参观工学院约一小时。”
竺可桢在此类公务交际之外，自然也免不了应付请托说项。1936年4月2日，竺接到蔡元培的快信，介绍陈剑修来浙大担任教务长或文理学院院长，当天他便回信表示教务长还是由郑晓沧继续担任，至于教授职务，则需在暑假时安排，实际上是婉拒。
5月5日，其时竺可桢尚未正式掌校，便已抱怨请托谋事者太多：“昨鸣雝太太姚含英来，今日二姊所介绍之张瑛来。此外来函谋事者如何建文、杨其泳、王萍州、竺士樵等等，使余应接不暇。若任意位置，抱一有饭大家吃之主义，则学校遭牺牲。若此辈均置之不理，则怨恨丛生，以是知行政当局之困难。余惟以是非为前提，利害在所不顾。”
话虽如此，竺可桢却也常常为自己的几个亲戚（竺士楷、竺士俊、竺士芳）谋职而奔走，有时亦自嘲道，“昨为士俊函钱安涛，今又为士楷访赵真觉，余不能〔不〕自笑行为言论之相矛盾也。”（《竺可桢全集》6，166）
当时的大学校长，尽管是由教育部任命，却可说是地方上的知识界领袖，负有学术之外的社会责任。1936年6月，陈济棠等人以北上抗日为由，进军湖南，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6月25日，竺可桢在南京与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交谈，“对于时事均悲观”。第二天，他又到地质调查所与翁文灏商谈，询问是否有停止内战的可能。翁文灏也觉得战争难以避免，因两广固然不愿撤兵，中央方面也有人想借机夺取两广地盘，“胜则可以开府粤东，败则负其责者乃蒋个人也”。
当天下午，他又到教育部与罗家伦（字志希，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等人午餐，对时局也有所讨论。餐后，罗家伦拟一电稿，由六位大学校长共同署名，致电陈济棠等人，要求停止内战，同时致电一封与中央，“务乞中央本此宽大为怀之精神，详审国际环境，兼筹并顾，以济危亡”。《中央日报》也获得了这两封电报，并在第二天进行了报道。（《竺可桢全集》23，289-290）
不过如据李宗仁事后的回忆，陈济棠所主导的“六一运动”，一开始便没有得到广西方面的实际支持，看似兵戈将起，其实只是纸上文章。很快，陈的下属便纷纷投奔“中央”。到了7月13日，陈济棠被南京方面免去本兼各职。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便于7月18日逃到香港隐居。翁文灏与竺可桢等人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对政局实际运作了解不深而致。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各界都表达了强烈的抗日主张，高等教育界自然也不欲落人后。8月1日上午，竺可桢到教育部与梅贻琦、胡适等人讨论以教育界人士名义发电报给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通报日军行径。下午，他与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字通伯）又将楼光来所拟之电稿带至教育部，与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朱经农、段锡朋、周炳琳等人商议，并经胡适修改，再打字后发出。第二天，《申报》等即刊载了相关消息。
对竺可桢来说，这些事虽然只是小插曲，却也可从中看出，大学校长一职与中研院下属的研究所所长毕竟不同，竺很难完全置身象牙塔内，做一位纯粹的“科学主义者”。
至于其他的社会交际，自然更是络绎不绝。5月17日，他在天香楼（位于今延安路和邮电路南侧）开哈佛同学会，为母校捐款并成立分会。“到赵真觉、桂铸西、程世抚、毛启爽、贺懋庆、梁庆椿、沈秉鲁等十三人。”
5月19日晚，他又与蒋梦麟、周企虞、赵华煦、方青儒及郑晓沧等人在天香楼晚餐，这是他前一天浙大校长就职典礼之后的餐叙。
竺可桢到浙大工作不足一月，已经是应酬不绝，频繁来往于杭州各大餐馆之间，其中去的较多的杭帮馆子则有太和园、天香楼、楼外楼等。
从1931年的杭州餐饮业经营销售数据来看，开业于1896年的聚丰园（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国酒家）是当时杭州饭馆之最，其规模远在其他同行之上，宴宾楼次之，不过这两家都属于老牌京菜馆。在杭帮菜中，天香楼、楼外楼、太和园三家的经营情况在伯仲之间。
楼外楼创建于1848年，历史最为悠久，当时位于孤山南麓的俞楼东侧，一开始只是三间平房，到了1910年翻修后，才成为三层的楼厅。
天香楼成立于1927年，位于今延安路与邮电路的南侧，是一座三开间带楼层的门面。该楼兼收各家菜系之长，很快便生意兴隆。据说金庸当年在杭州担任《东南日报》记者时，也常光顾天香楼，品尝那里的陈年花雕。
而从竺可桢1936和1937年的日记来看，他赴宴最多的地方还是太和园和天香楼，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场面，如他在校长就职典礼后的招待宴（天香楼），宴请中英庚款委员会各位委员（太和园），召开哈佛同学会（天香楼），以及8月4日姜立夫与胡芷华（胡刚复之七妹）的订婚宴（太和园），9月16日晚宴请浙大新聘教授与讲师（太和园）等。相较而言，他赴太和园的次数似乎更多一些，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有十几回，去楼外楼的次数则不过四五回。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楼外楼和天香楼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楼外楼，因其悠久历史与所居地理位置的无可替代性，成为杭州餐饮的重要标志。可如果回到1930年代，当时的天香楼与太和园尽管成立时间还不长，却因其菜式的创新与独到服务，已经后来居上，胜过楼外楼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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